女子四书指的是哪一本(属于四书的是哪四书)

一、古代女子教育的核心读本——《女四书》

(一)《女四书》的由来。 古代很注重对女子德教育,除了言传身教,历朝陆续编撰了一系列女子专用教材,并自成体系,形成“女学”。

从汉代到清朝前期出现的女学书籍,一是多 。二是形式灵活多样,或纪传,如西汉刘向著《列女传》、武则天召士人撰写《孝女传》,为后世妇女树立贞顺节义、宽容去妒、循法守礼效法的榜样;或论说,如唐代长孙皇后编撰的《女则》,武则天召士人撰写的《古今内范》等;或图像、或格言,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如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吕坤《闺范》。 三是针对性强。既有面向宫闱后妃、官宦闺秀的,也有面向乡姑村妇的,满足了向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妇女施教的需要。

女子四书指的是哪一本(属于四书的是哪四书)

鉴于女学读本的种类繁杂、内容重复等情况,明天启四年(1624),王相精选《女诫》、《女论语》、《内训》、 《女范捷录》四本书,加以笺注后合编为《闺阁女四书集注》;嗣後翻印此书,简称为《女四书》,成为一套对女子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讲述的是君子之道、修身之道、治国之道;《女四书》讲述的是女子之道、夫妇之道、妇人之道、母道、姊妹之道,其重要性可与《四书》类比,故称《女四书》。

(二)《女四书》以女德教育为主要内容。《女四书》选东汉、唐和明朝三个时期的女教著作,既有代表性,又各有偏重。《女诫》是汉代班昭晚年写给女儿的私书,阐述女子婚后立身处世的道理和言行准则。核心是女子要柔顺。《女诫》“简要明肃,足为万世之规”,被后代奉为古代女子教育的经典。全书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

《女论语》由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撰著、其妹宋若昭申释,详细规定了女子日常行为规范,核心是应该怎么做。今存《女论语》托名曹大家(班昭)而撰,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柔和、守节十二章。

《内训》由徐达长女、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於永乐二年(1404)编著。采辑“古圣先贤”关于女子封建品德的教诲,来教导宫中妇女。核心是作为皇帝的女人,该懂什么道理,该怎么做。有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章。

《女范捷录》为明末儒家学者王相的母亲刘氏所作。宣扬古代“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事迹,称赞《女诫》、《内训》诸书,阐发封建伦理。分统论、後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十一篇。

(三)《女四书》内容为何如此选配。 既然是《女四书》,王相当然从女性的著述中选定。女子教材本来大部分出自帝王后妃或才女之手,重臣名儒如刘向、蔡邕、诸葛亮、曹植、魏征、解缙、张居正等,虽也有此类著述,但都没有女性们写得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想必只有女人才更了解女人,更清楚从哪里下手来约束女人。

班昭是西汉才女,丈夫曹世叔早亡,没有再嫁。除了奉诏续写哥哥班固没完成的《汉书》外,还被汉和帝召进宫里教女子们学习知识,朝野上下对她莫不毕恭毕敬,尊称她为“曹大家(音姑)”。后世范晔赞其“有节行法度”,徐钧诗云:”有妇谁能似尔贤,文章操行美俱全。一编汉史何须续,女戒人间自可传。“可以说,班昭是难得的才德貌具备的“女子三不朽”者。

女子四书指的是哪一本(属于四书的是哪四书)

班昭

女子四书指的是哪一本(属于四书的是哪四书)

唐代宋氏姐妹

皇后关于女教的著述很多,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就著有《女则》,作为明代人的王相,当然要选择明成祖的皇后,又是忠臣良将之女徐皇后的作品。

女子四书指的是哪一本(属于四书的是哪四书)

仁孝文皇后徐氏

女皇武则天也曾颁布《烈女传》、《古今内范》等女学教材,但,武则天一女事父子二人,且篡夺李唐江山,养男宠,在王相看来,是没有资格入选《女四书》的。至于王相选取母亲的著述,一半是私心,一半是孝。

二、古代女子教育的特点

(一)从受教育的范围看,以贵族子女为主。整个封建社会,贵族女子有条件、有必要接受全面系统地女德教育;而普通百姓的女子,除了唐宋时期稍有机会外,是没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的,女文盲是普遍现象,女德教育也以长辈的言传身教为主要途径。

(二)从教育形式看,以家庭教育为主 。 古代女子教育,除了宫廷设学堂,由专职教师教授嫔妃、宫女外,其余完全以家庭、私人教育为主。官宦世家的女子,一般由父兄或专门聘请老师传授。如才女班昭得益于其父班彪与兄长班固,蔡文姬则受教于父亲蔡邕,李清照受教于父亲李格非等。

(三)从教育目的看,为满足男权社会需要,主要培养女子的家庭角色——贞女烈妇、贤妻良母。东汉大儒蔡邕,是位称职的好父亲,他不但养,还重视教,专门给女儿蔡文姬写了一篇《女训》,用女孩子平常的梳妆打扮,来类比修心:“ 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共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

班昭在《女诫》中,论述了女子婚前教育的重要性。她认为:“但上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辱宗族”。即女孩子在娘家时就要学“妇礼”,不然,丢人丢到婆家,那是有辱门风的大事。

唐代郎侯莫陈邈之妻郑氏,因侄女策为永王妃,就假曹大家之言,模仿《孝经》为侄女写了十八章的《女孝经》,对侄女系统讲述了后妃、夫人、邦君妻和庶人妻应该如何行孝,详细说明了女子应该如何侍奉公婆、治理家庭、修养德行、劝谏丈夫、教导子女等。 对之女寄托了如何做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的期望。

《女四书》中,有大量的篇章,具体的标准来塑造女性贞女烈妇、贤妻良母的家庭形象。

(四)从教育内容看,以女德教育为主。

1、思想教育。男尊女卑思想。班昭在《女诫》的《卑弱》篇阐述了“男尊女卑”的主张:“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当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她认为女人天性卑弱,必须依靠丈夫,应“正色端操,以事夫主”,围绕家务“执勤”而不应到社会上去争雄争霸。

夫妻之间男主外,女主内。《女范捷录》在“统论”篇中提出:“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五常之德著而大体以敦,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

女子贞操观。明代《内训》 在其“贞烈”篇中说:“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慷慨捐生谓之烈。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这一对女子的单向约束的观念,明代后成为扼杀女性幸福的主流意识,危害极大。

女子四书指的是哪一本(属于四书的是哪四书)

2、女德教育。女子“三从”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家庭教育内容围绕“四德”(德言容功)展开。在班昭看来:“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在《女范捷录》的十篇里,有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四篇论述女德。强调德不配位的危害:“故无贤而名昌,是谓积殃;德小而位大,是谓婴害。”

3、行为规范教育。唐朝《女论语》详细制定了女性的仪则规范, 如《立身》篇中指出:“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贞节,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露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属,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4、生活技能(家政)教育——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当好丈夫贤内助。如《女诫》对“妇功”的要求是“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女论语》在《学作》篇中要求女子掌握纺织、养蚕、缝补浆洗以及炊羹造饭、喂养牲口、耕田下种等女工。司马光在其《家范》中说:“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从此,厨房里、织布机上、家畜栏前、庄稼地里,自早到晚,一直是女性忙碌的身影。以至于到今天,孩子到家先找母亲,母亲在哪哪就是家。

5、智育和文化艺术教育。古代女子的学校教育出现比较晚,大体在大唐之后,或局限在少数人,或局限在私学的启蒙教育。宋代对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新认识,为女子入学提供了可能。如司马光说:“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朱熹有言:“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

隋唐科举制度带动私塾的兴盛,为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提供了新机会、新场所。私塾教育丰富了女子教育的内容,开阔了女子的视野。私塾的启蒙教育和世族大户的家庭文化艺术教育,使宋朝涌现了如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等杰出女性 。宋人陈师道曾感叹道:“从昔婵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诗。”

清代女子崇尚读书、作诗。林黛玉十来岁就已读过《四书》,大观园里的小姐丫鬟们,如宝钗、湘云乃至香菱都会写诗!《红楼梦》中描写的菊花赋诗、海棠结社、怡红行令、潇湘论文的情景,便是清代贵族女子文学活动的生动写照。

女子四书指的是哪一本(属于四书的是哪四书)

大观园里的才女

1908年,清政府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是第一所由政府开办的女子公学。

三、古代女子教育的可悲之处

(一)丧失女性独立人格,女子只能过着单调的、木偶式、奴隶式的生活。“夫尊妻卑”来自于“三纲”之“夫为妻纲”,“夫为妻纲”又扩大化为“男尊女卑”。“男尊女卑”这一两性人格不平等的思想,贯穿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至少结出了两个恶果。一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表现在方方面面。如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叫弄瓦之喜;传皇位、王位、家业、秘籍、秘方等,都是传男不传女;有男孩可以传宗接代,女孩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有女没男叫绝户头;家谱续男不续女;女孩不上餐桌;古代没有避孕措施,女孩生多了,要么送人,要么溺死,宋代的苏东坡在黄州,就同当地活埋女婴陋习进行过斗争;老百姓遇见灾荒年,往往卖掉女孩;女孩子的文化教育往往被忽略等等。

另一个恶果是培养出了“大男子主义”。“大男子主义”表现的舞台在家庭,对象是老婆。比如大小事都由男的说了算,妻子没有决定权、发言权,甚至没有知情权;男人永远是对的,妻子永远是错的;男人是主,可以不做家务、不照看孩子,习惯坐享其成;妻子是仆,应该包揽一切家务,在外面受了气,受了委屈,妻子成了出气筒;在外面,他对妻子大呼小叫,来维护他的男人“尊严”,妻子只能忍气吞声;他霸道地要求妻子对他好,自己却不付出;他自己有外遇,却不允许自己妻子与任何男人有正当来往等等。

(二)扼杀女性聪明才智。在占人类一半的女性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封建社会长期拒女子于学门之外,困女子于三尺锅台,极大的扼杀了女性的聪明才智,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即使如此,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仍然出现了一系列杰出女性。既有班昭、卓文君、李清照、上官婉等才女,也有花木兰、梁红玉、平阳公主、唐赛儿、秦良玉、冯婉贞等驰骋疆场的女英雄。她们以令人叹服的才能,赢得了男人世界的尊重。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叶适说:“妇人之可贤,有以文慧,有以艺能。”南宋理学家谢希孟羡慕道:“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北宋诗人陈师道赞道:“从昔婵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诗。”

明朝李贽通过教女弟子,对女性有了新认识,尤其对“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进行了批判 :“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康有为也毫不吝啬地、如数家珍地对历史上”巾帼“给与盛赞:“以敬姜之德、班昭之学、秦良玉之勇毅、辛宪英之清识、李易安之词章、宋若宪之经术,列于须眉男子中,亦属凤毛鳞角。”

(三)剥夺参与社会的权力。 古代贵族女子提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与贵族女子缠裹脚有关。她们不出门在家学习琴棋书画、学女红、学礼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出门做事很正常,打理小店、做小生意、做女红贴补家用也很常见。唐代女性有一定的社会交际空间,可见“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宋代女子更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但也仅限于此。如女皇治国、太后听证则是特殊人物特殊情况特使时期的特殊现象。

(四)“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剥夺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权力,甚至剥夺女性生命。明代之前,并没有严格的贞操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东汉才女蔡文姬一生三嫁,也没有人轻贱之;三国曹操娶了好多寡妇;唐代妇女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少女私结情好,寡妇改嫁,甚至已婚女子离婚另觅情侣之事屡见不鲜;北宋范仲淹的母亲,就是在丈夫死后因家贫而改嫁朱氏,范仲淹在其《义庄田约》中规定寡妇再嫁也要给予费用,他的儿子纯祜早死,后来他把儿媳嫁给了他的学生,死了妻子的王陶。南宋陆游也是离婚再娶,前妻唐琬改嫁赵士诚等,是正常现象。

明代推崇女子的贞操观:女子在婚前要“守童贞”,不能有性行为;婚后夫在时,不和配偶以外的人有性关系,称之为“守贞\t”,夫死终身守寡叫“守节”,均为女子贞洁的表现。明太祖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就规定将士的遗孀不准再嫁。1368年,朱元璋下达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嘉奖贞节的特别命令:“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从红楼梦《好了歌》“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看,显然寡妇再嫁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随着清政府对虚岁30以前守寡女子继续给予旌表,贞操观逐渐成为女人的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总之,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据董家遵对《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资料统计,由周至五代有记载的贞节烈女仅 92 人,宋代增至 152 人,元代增至 359 人,明代三百年间贞节烈女的人数,井喷般猛增到 27141 人。但比起清代来,明代只能算作“小巫见大巫”。清代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竟高达 100 万人,妇女获得旌表成为一种宗教性风潮。

女子四书指的是哪一本(属于四书的是哪四书)

最残忍的是皇家殉葬制度。宫人为了贞节而殉葬,历史悠久,各朝不一,时断时续。到明、清两代又开始实行,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为明成祖朱棣殉葬的有三十余人。

明朝周王朱有炖死,明英宗指示说:“王在日,尝奏身后务从俭约,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可惜英宗的指示未到,王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等七人已从死殉葬。明英宗临终遗命:“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而止。”自英宗开始,明朝皇室再无人殉葬。明英宗虽然不忍宫人殉葬,但他还是对从殉的宫人给予表彰,认为她们是忠贞、刚烈、顺从的。追赐封号的册文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微称,以彰节行。”英宗给为周王朱有炖殉葬的王妃封号“贞烈”,夫人的封号是“贞顺”。

清廷前期宫人殉葬也很普遍,至康熙朝彻底终止。

四、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的启示

(一)古代女子教育,虽然多有可悲、可叹、可恨之处,客观讲也并非一无是处。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女德教育,融入到了中华女子的血液里,形成了中华女子体贴、善良、忠贞、爱心、坚强 、忍耐 、本分、内敛等传统美德;也赢得了诸如冰清玉洁、勤俭持家、温柔敦厚、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巾帼须眉、蕙质兰心的赞扬;涌现了一代代的好女儿、贤内助、好儿媳、好母亲。特别是中华女子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品质,恐怕让外表强大、内心脆弱的男人都自愧不如。中华女子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才。每个伟大人物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如孔母、孟母、徐庶之母、欧阳修之母、苏轼之母、岳飞之母、海瑞之母、顾炎武之母等等;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因而,对古代女子教育、对《女四书》也不能全盘否定,应批判地吸取精华地成分。

(二)继承对女子家庭教育的好传统,不能把女子教育都推给社会。家庭教育利于早教。古代社会提倡早教,《女范捷录》“幼而不教,长而失礼。”家庭作为社会细胞,担负着不可忽视的教育功能。 家庭为人生最初学校,父母为子女之第一任教师。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还有人说,找媳妇先看丈母娘。都在不同程度表明家庭教育的重要。尤其在当今孩子早早就住校的情况下 ,更不能忽视家庭教育。因为你没有尽到家长的教育责任,孩子进入社会,自然有人替你教育,不过教育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继续重视女德尤其是女性角色教育。占了人类一半的女子,在家庭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儿媳等多种角色,对人种优化、社会进步和家庭和谐幸福,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流行的“好女人幸福三代人”的说法,成为大家的共识,也对女性寄予乐乐更高的期望。

传统女子教育以“女德”为首。解放后,女子“德言容功”四德教育,作为封建遗毒被批判被全盘否定,几乎被“女容”一德所替代。随着现代女子走向社会,加强了职业道德和职业礼仪教育,而对于女人家庭角色教育,多局限在言传身教,这与女性角色的肩负的使命是不匹配的。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0)
打赏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上一篇 2022年8月31日 15:30
下一篇 2022年8月31日 15:33

相关推荐

发表回复

登录后才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