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五言律诗描写校园(自创五言诗)

《大风起兮》编后记

闵凡军

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是程千帆先生为《唐诗鉴赏辞典》所写的序言中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诗歌诞生早；二是诗歌数量大；三是诗歌质量高；四是诗歌体裁多；五是诗歌地位高。

质量高、地位高、数量大在此不再赘言，相信有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能明白，主要说说诞生早、体裁多及发展概况。

诗歌是起源最早的文学样式，它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劳动而产生。

“诗”与“歌”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出于口成歌，是听的；形于笔成诗，是看的。

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样，一支歌包括音乐和歌词两个部分，音乐是抒情的，歌词是记事的，不配音乐就是诗，配上音乐就是歌。后来诗从音乐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专门供读的案头文学。

从字数上讲，中国诗歌沿着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的顺序发展。其中四言、五言和七言是中国诗歌的主流诗体。

二言诗虽然只有一首《弹歌》入史，但因其最早，所以处于奠基地位。

三言诗出现也很早，但最早起于何时有争议。明代谢榛的《四溟诗话》说：《江有汜》乃三言之始。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认为：《诗颂》“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三言之始也。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则认为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三言之始虽有争论，但无论哪家提到的三言诗都只是偶尔为之，甚至只是把一些三言句式用于杂言诗中，并没有着意创造三言诗体，因而文学史早期三言并没有什么影响，以至于很多人并不知道有三言诗。直到启蒙识字读本《三字经》《弟子规》出现，三言才产生深远影响，但它们实际上已和传统意义的诗有所不同了。

四言诗相对于三言诗而言要普遍多了，是我国诗歌的主流体裁之一。四言诗在西周时较为盛行，诞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经》，虽杂有三、五、七、八、九言之句，但基本上是四言体，从而奠定了四言诗体的基础。西汉虽有五言体兴起于民谣，但文士之作仍多用四言体，韦孟的《讽谏诗》是代表。东汉以后，五言诗很快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南朝钟嵘的《诗品序》说：时人对于四言，“每苫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这以后，传世的四言体确实少了，佳作更少。能称得上继承《诗经》四言正体遗风的，只有曹操与陶渊明。三国魏嵇康的《幽愤诗》，唐代韩愈的《元和圣德诗》、柳宗元的《平淮夷雅》，虽曾被誉为“词严气伟，非后人所及”，但比起《诗经》中的珍品，诗味悬殊。从总体上说，自《诗经》以后，四言诗并没有太大发展。到了南朝（梁）时，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横空出世，是我国早期的蒙学课本。隋唐以来，《千字文》大为流行，背诵《千字文》被视为识字教育的捷径。其内容又涉及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教育、伦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所选千字，又大都是常用字，便于识读，因此流传甚广。明清以来，一些学者称《千字文》为以有限文字而能条理贯穿的“绝妙文章”，四言诗也因此得以发扬光大。

五言诗兴于西汉，成熟于东汉，其中以《古诗十九首》为成熟标志。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我国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诞生于此，是中国五言长诗的代表。之后五言古体各朝代都盛行，特别到了唐代，格律诗兴起，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加入五言诗大军，和五言古体一起，成为中国诗歌最主流的诗体之一。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建安时期孔融的三首六言诗。但在此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两汉诗歌以五言和杂言为主，六言句虽较常见，但多是散句。与《楚辞》不同的是，汉乐府中的六言散句多是实词，“兮”、“之”、“其”、“乎”等虚词已较少见，这一变化是六言诗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东汉文人的抒情小赋有很多整齐的六言句。如果独立出来，就是颇为严整的六言诗。如：张衡的《归田赋》：“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远逝，与世事乎长辞。”从《诗经》中偶尔可见的六言散句，到《楚辞》中六言连句的频繁出现，再到两汉乐府较少使用虚词的六言句，东汉文人抒情小赋中出现的六字句段落，直至建安时期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可以清楚地看出六言诗发展演变的轨迹。

七言诗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是曹丕的《燕歌行》，唐以后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和七言格诗则普及开来，成为最普及的诗歌体裁。

中国最早的一首诗一般认为是《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它最早记载于《吴越春秋·卷第九勾践阴谋外传·勾践十三年》——

于是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

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步于射术，未能悉知其道。”

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

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

越王曰：“孝子弹者柰何？”

音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之谓也。……

清代著名学者苏州人沈德潜慧眼独具，将这首古老的民歌作为上古时期的优秀诗歌，收入了他所编著的《古诗源》中，并题名为《弹歌》，从此，这首八字的《弹歌》才得以广泛流传并引起学界的注意。刘勰《文心雕龙》云：“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曰：“《断竹》黄歌乃二言之始。”这里的“黄”即“黄帝”，也就是说这首《弹歌》是黄帝时期的歌，据现在已五六千年了。这首歌诞生于何处，古籍没有记载。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家港民俗学家虞永良务农时看到二三十个农民分列两旁，把一只水泥船从一条河拖到另一条河，并合力唱着：“杭唷，斫竹，嗬哟嗨！杭唷，削竹，嗬哟嗨！杭唷，飞土，嗬哟嗨！杭唷，逐肉，嗬哟嗨！”这喊出的劳动号子叫《斫竹歌》，它与《弹歌》意思完全一样，只是换了两个字，后来专家认为这就是《弹歌》的原型，从而证明中国最早的这首《弹歌》诞生于苏州张家港。

文学的河流滚滚向前，后来诞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经》掀起了中国诗歌也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再后来诞生于长江流域的《楚辞》则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从此这两条文学长河浩浩荡荡流到今天。

中国古典诗词文体分类之细、文体之多、规范之严，举世罕见。

宏观地分，中国古典诗歌包括诗、词、散曲。诗又分古体诗、近体诗（格律诗）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格诗。

古体诗又有歌、行、吟等几种载体，如《长恨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琵琶行》、《兵车行》《丽人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等。从韵律上讲，有的规范押韵，如杜甫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有的不规范押韵，如李白的《蜀道难》；押韵又有句句押韵，如我国第一首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有隔句押韵，如曹操的《短歌行》）；有的换韵，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的不换韵，如岑参《送祁乐归河东》全押一东韵。从句式上讲，有杂言，如杜甫的《兵车行》；有整言，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

格律诗又分律诗、绝句和排律；律诗有五律、七律；绝句有五绝、七绝；排律有五言排律，有七言排律。排律是律诗的延长，其格律要求和律诗一样，即除了首联和尾联外，中间无论多少联都必须对仗。

格诗是介于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的一种诗体，从整篇的体式看属于古体诗，而从句联的体式看则属于近体诗，如高适的《燕歌行》属于歌行体，它四句一换韵，有平韵，也有仄韵，但单独拉出四句则是一首比较规范的绝句。

词和曲因词牌和曲牌的不同而分出好几百种，甚至每一个词牌和曲牌还有正格和变格的不同，那类型就更多了。

古诗词中的这些文体及各自的规范要求，构成了极其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学的特色，是需要后人继承并弘扬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增强我们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