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的特点有哪些(游记要素有哪些)

【内容提要】

游踪、景观、情感是游记文体的三大文体要素，它们演进的程度与表达的详略，直接关系到游记文体的形成与游记文类的划分。游踪演进的缓慢导致柳宗元“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重大文体缺陷。重游踪，重地理记载，是地学游记的重要文体特征。重客观之景与重主观之情，又使文学游记分为再现型与表现型两大部类。

游记是散文中最自由的文体之一。作家可以灵活地采用笔记、日记、书信、诗歌等种种不同的形式去记游。不同的游记或以文学描写为主，或以地理考察为主，但不论游记的具体形态如何变化，游踪、景观、情感仍然是游记文体的三大基本要素，它们演进的程度与表达的详略直接关系到游记文体的形成与游记文类的划分。

一游踪的演进发展与游记文体的形成

中唐作家柳宗元创立游记文体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首肯，但是，研究者很少注意到柳宗元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尚存在着重大的文体缺陷。

柳宗元游记的重大文体缺陷是游踪记写的不明显。游踪是游记中最为重要的文体要素之一，游踪的有无是区别山水游记与山水记的惟一标尺;游踪的详略是区别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的重要标尺之一。

柳宗元游记游踪记写的不明确源于柳宗元的游记脱胎于记载一山一水的山水记，而且与中唐作家元结的山水记承传关系最为密切。清末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曾精辟地指出:“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元结写下了许多山水记名篇，如《右溪记》等，这些山水记对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影响甚大。这种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为二者在山水描写上的一致，二是表现为在文体特征上的一致性。所谓文体特征上的一致，主要是指二者所写一是纯粹的山水记，一是带有山水记胎记的山水游记。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这一文体缺憾，源于在他之前，游踪这一文体要素相对于景观与情感两大文体要素，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用散文语言写山水之景源于晋宋地记 ① 。在晋宋地记中，山水景观的描写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而且其精华部分多被郦道元《水经注》与隋唐类书所汲取。《水经注·江水注》有关三峡的那段传诵颇广的名文出自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 ② ，它代表了晋宋地记山水散文的最高成就。柳宗元通过隋唐类书与《水经注》两条途径均可汲取以晋宋地记为代表的山水散文的写景成就，并将其移植于“永州八记”之中，因此，柳宗元“永州八记”在山水描写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成功虽然不乏柳宗元本人的创造，但前人在山水描写上的成就促使了景物描写这一重要游记文体要素的成熟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仅举一例予以说明。柳宗元“永州八记”的代表作《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视游鱼，类若乘空”）”二句受到历代读者的钟爱。明人杨慎曾指出这两句本自《水经注·洧水注》的“渌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数句，只是《洧水注》是否源自晋宋地记，今已无考。但是，《水经注·夷水注》“东入于江”条却给我们透露了鱼游乘空源于晋宋地记的事实:

夷水又迳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

《太平御览》卷六十地部“江”条载有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的一段文字:

大江清浊分流，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 ③ 。

二文相较，《水经注》的“泾谓之比”正是指清澈的夷水涌入大江处的“清浊分流”;“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数句，恰源于“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显然，郦道元正是根据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才写出了《夷水注》“鱼游乘空”的那段妙文。因此，无论《水经注·洧水注》的“鱼游乘空”是否与晋宋地记有关，我们都可以说柳宗元《小石潭记》“鱼游乘空”的描写汲取了晋宋地记的山水散文成就。至于情感抒发，可供柳宗元借鉴学习者更多。抒情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早成熟的诗体，各种抒情手法在诗歌、散文中都已大量运用。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多种抒情手法的运用与这一文体要素的成熟密不可分。

在游记的二大文体要素中惟独游踪的演进最为缓慢。屈原《离骚》、《哀郢》、《涉江》等作品出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早的行踪记述。两汉记行赋如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发展了屈原诸作的行踪记述。两晋南朝的诗序（如桓玄《南游衡山诗序》、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等）、书札（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等）产生了真正的游踪。但是，作为游记最重要的文体要素之一的游踪始终未能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对游踪在游记文体中重要性的认识亦严重不足。

在游踪这一游记重要文体要素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柳宗元创作了部分无游踪记写却有方位记载的具有浓重山水记特征的游记当属必然。

二景观、游踪的详略与游记次文类的文体划分

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古代地学游记的翘楚，他的游记对游踪的记载同样非常详尽，而且在游踪记载中还常常穿插地理疆划之文，这就使得《徐霞客游记》的地学游记性质更为显豁。《楚游日记》“四月二十九日”条:“又五里，泊于黄杨铺。黄杨铺已属零陵，其东即为祁阳界，其西遥望大山，名驷马山。此山已属东安，则西去东安界约三十里。西北有大路通武岗州，共二百四十里。黄杨有小水自西而来，石梁跨其上，名大桥。桥下通舟，入止三五里而已，不能上也。” ⑥ 文中的“又五里泊于黄杨铺”的游踪记载，与记写游踪的同时准确介绍黄杨铺周边的地理疆划、道里行程相互融合，成为《徐霞客游记》游踪记载的独特风貌。

更有甚者，徐霞客的《游太华山日记》“二月晦”条将游踪记载与地理形胜的总括融为—体:“入潼关，三十五里，乃税驾西岳庙。黄河从朔漠南下，至潼关，折而东。关正当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连华岳，惟此一线为东西大道，以百雉锁之。舍此而北，必渡黄河，南必趋武关，而华岳以南，峭壁层崖，无可渡者。” ⑦ 这段文字前三句的游踪记写，与下文对潼关一带地理形胜的总括融为一体，形成了徐霞客地学游记独特的游踪记述。

三景、情的详略与文学游记的分类

文学游记以模山范水与表现作家的主观情思为主，但是，山水描写与情感抒发分属于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情。文学游记或以客观之景为主，或以主观之情为主，造就了文学游记中的两种不同风貌。

苏轼是继柳宗元之后第一位大量创作游记的作家，他的游记以表现作家的主观情思为主。苏轼的游记主要保存在《东坡志林》中，下文选载《东坡志林》中《游沙湖》、《记游松江》、《记游庐山》、《记游松风亭》、《儋耳夜书》五篇游记:

游沙湖 16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间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记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记游庐山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 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 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日，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

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什么时也不妨熟歇。

儋耳夜书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上述五篇游记基本代表了苏轼游记的主要特点:略景存情与舍景存情。

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游记。文学游记中又因偏重于情或偏重于景，形成了表现型游记和再现型游记。

四 小 结

中国古代游记的三大文体要素对游记文体的形成和游记次文类的划分关系甚大。游踪发展的缓慢，直接导致了柳宗元游记的重大文体缺陷。重视游踪，强化地理知识而淡化模山范水，产生了中国古代的地学游记。在文学游记中，情与景的比重不同，又形成了表现型与再现型两类游记。

注释

①参王立群《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

②参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第二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宋）李 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0页。

④⑤（清）董诰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4页。

⑥⑦⑧⑩11 12 13 14（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页、46页、163页、10页、13页、26页、18页、223页。

⑨（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7册，第4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第1031页。15同上第3册，第3帙，第274页。

16本文所列5篇游记俱载《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